汲取古人应对气候变化的智慧——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印象

　　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 王笑妃

　　近日，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在上海举办，与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气候变化考古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题，分享了各自对气候变化的考古学研究。记者从中了解到人类适应环境的各种可能性，看到了古人应对各种气候挑战的智慧，而这都为应对全球气候危机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经验。

　　考古复原古代环境

　　“俯仰百年宇宙，移换几番陵谷。”自古至今，沧海变桑田，地貌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望着今日的山川湖海，我们不禁畅想，古人的生活条件是什么样的？考古学者通过发掘和分析古代遗址、文物和沉积地层环境样本，为我们揭示了古代自然环境的变迁、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人类如何应对海平面变化、长期干旱和气温骤变等各种气候事件？自然气候档案和考古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认识视角。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教授丁见祥介绍，自末次盛冰期，也就是距今2万年以来，全球的海平面上升了大概120米到150米，距今6000年前后才基本稳定在目前水平。海平面上升对古代先民来讲，意味着“桑田变沧海”，人类活动空间被大幅淹没。对考古而言，海平面上升意味着水下遗留许多有待发掘的考古遗存。“黄海水深在50米到70米之间，东海平均深度100米左右，大陆架的坡度很小，鉴于黄海、东海蕴藏着由古代陆地植物所生成的丰富泥炭资源，可以设想古代黄海和东海是植被茂密的大平原，也会存在某种程度的早期人类生活和迁徙活动。”丁见祥指出，大陆架考古因此极富潜力，可以为海岸带环境变迁是如何影响中华文明演替、发展，以及海岸带早期文化是如何影响海岸带环境变化等问题提供线索。

　　从空间上看，井头山遗址应属于大陆架考古的范畴。井头山遗址的发现，印证了大陆架考古是一片富饶的蓝海，潜力巨大。井头山遗址不但为河姆渡文化找到了主要来源或直接祖源，还为全新世早中期海岸环境和海平面上升过程树立了精确的时空坐标。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孙国平介绍，距今8000年前后，河姆渡文化区经历了一次全球海平面的快速上升，“井头山遗址文化层最浅的地方距地表7米，也就是位于现在东海海平面5米以下的深度。”全球海平面快速上升，导致井头山遗址被海水淹没。井头山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与河姆渡文化在文化面貌上的区别，也许就与千年间气候与海洋环境变迁有关。

　　本能适应环境变迁

　　远古时代，人类对于自己生活环境的选择，与其他动物类似，基本依靠本能——择水而居，水源充足、林草茂密、植被丰美、资源丰富的地方，往往就是古人落脚之处。山地、林木茂密处的聚落，往往出土鸟兽残骨，说明狩猎是此处人们获取食物的重要途径；湖畔海边的遗址，出土物以各类鱼骨、贝类遗存为主，印证当地捕鱼拾贝的生活方式。那时的人类，面对自然环境变迁、极端气候事件，更多时候只能听天由命，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河北康保兴隆遗址地处冀蒙交界的内蒙古高原的东南缘，位于农牧交错带上，环境具有脆弱敏感易变的特性。这里的先民面对不同时期的气候，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庄丽娜研究，距今约10000至6500年前，气候相对温暖湿润，兴隆遗址的先民开始定居，还驯化了黍、粟等农作物，大大提升了获取食物的可靠性；到了距今约6500至4000年前，气温下降、降水减少，此处的先民则采取流动性较强的生活方式。

　　随着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先民应对气候事件的韧性增强，定居点的选择也获得更大的自由度：通过开挖沟渠、引水入城，水源的限制松动了；通过驯化家畜、栽培农作物，季节性很强的动植物资源对人们的影响减弱了；通过贸易、朝贡等远距离交易网的构建，矿产资源也不再是难题。

　　主动应对气候挑战

　　人是最能适应各种气候和环境的动物。在漫长的进化岁月中，人类文明应对环境与气候变化的韧性也逐渐增强。

　　距今8000至3500年，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一个以温暖湿润为特征的暖期，在距今7000至5000年达到鼎盛，年代上正对应着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仰韶先民，如何适应气温升高、降水量增长？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刘青彬破译了他们颇具智慧的应对方案：仰韶文化的聚落多选址在地势较高处，普遍修建了具有排水功能的大型环壕。此外，他们还发明了以“木骨泥墙”为基本结构的地面建筑，“与半地穴式房屋相比，这种地面上的房屋形制更加适宜在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下栖息生活。”刘青彬说，河南大河村遗址发现的地面式房屋还经过烘烤处理，以增强房屋的防水防潮功能。

　　此外，尽管郑州地区处于中国北方的旱作农业区，但许多仰韶时期遗址都发现有水稻遗存，“这种‘旱稻混作’的农业结构也是仰韶先民适应和利用区域暖湿气候环境的有效方式。”刘青彬说。

　　在与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抗争的过程中，先民们也从被动承受、躲避，发展为主动因势利导，积极兴建水利设施来防洪抗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建国利用江汉平原多种田野考古与空间信息方面的资料，结合无人机拍摄、遗址三维重建与空间模拟等技术，揭示了江汉平原区域史前先民认识与改造自然环境的方式和人地关系特征，提出江汉平原史前的治水文明模式。

　　刘建国介绍，为了更好地应对洪水和有效利用水资源，江汉平原上的不少遗址因地制宜，采取了挖渠、修圩垸、建水库和挡水堤等不同的治水方式。比如城河遗址拦截了东、西两侧河道，合理控制水源，使遗址内、外的低洼地带成为可以种植农作物的良田；同时，还在河谷中建立起一道弧形的人工设施，并开凿了西南侧的河道用于排水、泄洪。又如陶家湖遗址，则修筑环壕与泄洪渠道，准确控制各沟渠的流量，以使农业种植旱涝保收。

　　北京科技大学讲师连蕙茹从土壤微形态的角度重建了良渚古城水文变化的历史，为我们还原良渚人如何适应、管理、应对区域性水环境变迁。她认为，水文环境是影响良渚古城的出现、发展和消亡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例如良渚早期晚段（公元前3100至公元前2850年）时期，气候变化导致降水量变化、干旱事件和台风等极端气候事件时有出现，水文环境波动频繁。良渚古城在这一阶段出现了高坝、低坝系统，水利系统雏形初现，还营建了莫角山土台，这些可能是良渚人应对气候波动的方法——通过水利系统防洪、调水，在水位高时则于高台上居住；良渚晚期早段（公元前2850至公元前2600年）随气候变化，水位波动频繁，这一阶段考古发现了大量码头跟护岸的设施，体现良渚人对河道有较好的管理，同时他们加高了莫角山的台地，并沿河居住，很符合人们心中“水城”的形象。

　　古代先民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为今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鉴古知今，汲取古人的智慧，我们可以走得更远。

　　《光明日报》（2024年01月0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