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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方法论而言，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的鲁迅研究专著和传记各有侧重，但都可以归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范式中 ·鲁迅不仅是世界级文豪，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研究这一现象，挖掘“鲁迅精神”和“民族魂”的内涵，不仅具有学术和学科意义，也是认识中国文化的一个潜力无限的窗口 早在1927年，美国学者巴特勒特(Bartlett)就在美国《当代历史》上发表《中国革命的思想界领袖们》一文，积极评价鲁迅的《阿Q正传》《风波》和《狂人日记》等短篇小说，开创了西方鲁迅研究的先河。此后几十年，鲁迅研究虽未停止，但始终表现平淡，整体研究成果并不丰富。截至本世纪初，仅有浦嘉珉(James Reeve Pusey)和寇志明(Jon Eugene von Kowallis)等人出版的专著和其他几位学者的博士论文，研究主力几乎是清一色的华裔学者。 新世纪以来，鲁迅研究在英语国家呈现突破性进展——除发表大量鲁迅研究论文外，自2002年起，英语国家的多家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鲁迅研究专著8本，传记2本，作为中国文学巨匠的鲁迅，在海外学界影响力不断提升。 西方挖掘“鲁迅精神”和“民族魂”内涵 长期以来，西方鲁迅研究的范围十分狭小，主要集中于他的前期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很少涉及散文和杂文，迴避左翼时期的鲁迅及其作品。如今态势已大为改观。国际知名的澳大利亚鲁迅研究学者黄乐嫣(Gloria Davies)2013年出版《鲁迅的革命：动乱时代的写作》，从文学、语言和思想三方面，集中研究鲁迅后期(1927年-1936年)的散文和杂文作品，深入挖掘其中表现的人民性。哈佛大学哲学教授伊维德(Wilt Idema)研究对比历代作者对《庄子·至乐》的改编后，认为鲁迅的《起死》与《故事新编》中收录的其他故事意旨相同，都是妙用典籍之作。《起死》以戏剧的形式和情节，辛辣讽刺当时知识界不切实际的空谈做派。 爱丁堡大学教授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出版《情书与现代中国的隐私文化：鲁迅和许广平的感情生活》，不仅从文学的角度分析《两地书》的体裁、形式、风格和内容，还对比中国和5个英语国家的隐私文化，以比较文化的视角还原了以“民族魂”为核心的鲁迅精神及其人道主义者形象。加拿大学者保尔·福斯特(Paul Foster)2007年出版长达400多页的《阿Q谱系考古学》，以文学分析为主，结合话语分析和其他文化研究方法，围绕百年来阿Q形象的嬗变，穿梭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历史。 英国学者卜立德(David E. Pollard)、杰里米·谭布林(Jeremy Tambling)，加拿大学者温迪·拉尔森(Wendy Larson)、傅佛果(Joshua J. Fogel)，美国学者郑爱玲(Eileen J. Cheng)、卡罗琳·布朗(Carolyn Brown)等人的研究专著，也从不同角度广泛深入挖掘鲁迅其人其文的思想价值与艺术成就。除郑爱玲外，这些学者母语均为英语，并来自多个国家，其中还有像罗琳·布朗这样的非洲裔美国学者。这说明鲁迅研究不再局限于一国一域，而是在英语国家受到更广泛关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