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十大外交理念简析

1941年顾维钧在BBC演讲，为中国的抗战作宣传

　　顾维钧：1888年生，上海嘉定人，字少川。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百年中国外交史最卓越的职业外交家。历任中国驻美国、英国、法国公使、大使，曾任外交总长、国务总理，退出外交界后任国际法院法官、副院长。1985年在纽约逝世，享年97岁。着有中华书局出版的600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

　　顾维钧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影响的职业外交家，几乎参与了那一时期所有重要的外交事件。巅峰时刻是出席1919的巴黎和会和参与1945年联合国的筹建。顾维钧不仅是外交执行者，也在一定意义上是外交的决策者，且有自己的外交思想，这在外交史上“凤毛麟角”。顾维钧的外交智慧和理念，今天仍然值得借鉴和学习。笔者从其外交思想中提炼出以下十方面内容作简要分析。

　　一、以公理争强权

　　这是顾维钧留学期间发表的唯一一篇中文文章，也是他几十年的外交理念。他在文中写道：“当今日之世虽曰有强权无公理，然国际交涉之时诚能以公理争强权，则强权者亦不能以一手掩天下之目，而抹杀公理也”。以公理争强权，这是顾维钧着眼于国际大势而得出的结论。虽然在他所处的时代，强权仍时常战胜公理，但公理战胜强权也渐成气候。特别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918年1月4日对国会发表的“十四点计划”的演说中提出的公理战胜强权，即世界应该遵循的原则。并提出了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将恪守信用，遵守道义的外交四原则。美国总统提出的“公理战胜强权”得到了顾的高度认可。

　　顾维钧的可贵之处，在于其信仰公理却绝不仅寄希望于公理，且面对强权政治应时而动、顺势而为之时仍不忘维护公理，这尤其体现于其参与创建联合国的过程当中。至旧金山会议时，中国的大国地位已基本无忧，顾维钧又将中国关于联合国的主张向大会提出，如在非常任理事国的地域分布、托管地的最终独立问题上，完全从道义原则出发，与其他大国考虑一己之私形成鲜明对比，由此代表中国为《联合国宪章》的制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即使当今社会，不否认国际社会仍有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但毕竟已经不是主流。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国际秩序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的，尊重各国自主发展的，通过国际合作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的制度安排。在这一秩序下，各国普遍接受并遵守一些共有的价值和原则，如主权、互不侵犯、不干涉别国内政、人权、法治、自由贸易以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任何一个国家企图挑战这些原则，例如周边大国对其周边邻国的赤裸裸的入侵，必然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强烈谴责。

　　二、外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

　　在顾维钧看来，外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关键是如何把握节点，把握妥协的度。外交谈判应以做到百分之五十为目的，如果取得百分之六十就有所获，应该满足了，不要指望百分之百的胜利。这是顾维钧的一个重要观点，特别是对弱国而言更是如此。

　　他说中国外交的一个很大毛病是乱要价钱，“不愿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吃小亏，结果吃大亏”。

　　近百年过去了，相信中国外交这个毛病已经得到改正。

　　三、外交官需要彬彬有礼和君子风度

　　在顾看来，外交官应当彬彬有礼和君子风度，这是一种文明教养，也是外交人员的基本要求。对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古国的外交家更应如此。而顾在这方面是有口皆碑的。

　　早在英华书院读预科时，面对乘坐马车的英国人的寻衅，少年顾维钧用英语斥责道：Areyouagentleman?在很多人看来，这种抵抗没有意义。但人们从这一句话中看出，顾维钧以gentleman作为一个评判尺度和价值标准—而不是权力、金钱、恶语和蛮力，这本身就是有教养、重礼仪的绅士所为。

　　20世纪30年代，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认为，“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唐德刚是历史学者，并为胡适、李宗仁、张学良等人都做过口述史，跟他们交谈随意，唯有为顾维钧做口述史，唐德刚回忆是，顾对他始终彬彬有礼，一口一个“唐博士”，弄得唐德刚也只能毕恭毕敬。

　　外交人员需要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因为他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准。

　　四、外交需要利用语言力量和知识力量

　　彬彬有礼和君子风度只是外交人员的外在表现，重要的是外交人员应有很高的素养，也就是会熟练运用语言本身的逻辑力量和知识力量。

　　怎么样才算好的外交官呢？顾认为，首先要有法学知识，是高等之学士，足智足勇、处事果断。“智”就是要有宽广的知识，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知识，特别是国际法的法律知识。同时要有“勇”。顾认为“勇”就是要有坚强的决心。

　　顾维钧一辈子无时无刻不在办外交，温文尔雅已经渗透在骨髓中。顾对外交语言的使用十分纯熟，包括著名的巴黎和会发言，联合国制宪会议上的发言，不是用强硬的气势和语言压倒对方，不是声嘶力竭的斥责，而是温文尔雅，以柔克刚，利用语言本身的逻辑和知识的力量，特别是国际法的力量。

　　一个好的外交人员，特别是担当大任的外交人员，不仅温文尔雅，还应有宽广的知识，特别是应懂点国际法学知识，了解世界发展大势，而不是以为仅仅懂点外语就能够办外交。同时，应当发声时就应勇于发声。

　　外交需要语言力量和知识力量，顾的这一外交理念，今天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五、将国家利益放在党派利益之上

　　改变中国屈辱的对外关系，维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尊严，是顾维钧投身外交事业的初心。顾维钧毕生都在为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维护中国主权而不懈奋斗着。用他的话说，“我早就决定献身于中国的事业。在执行职务时，我自己就像一名被召唤为国战斗的战士一样。”

　　作为职业外交家，应当始终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1919年，在参与巴黎和会之前，顾维钧的妻子唐宝钥刚刚因患西班牙流感在使馆去世。丧妻之痛尚未平复，如今却接到了北京来的电报。顾也曾一度向政府递交辞呈，但考虑到巴黎和会的重要性，出于民族大义的考虑，最后毅然接受了任命。

　　一个职业外交官还应将国家利益放在党派利益之上。顾认为，“我所考虑的问题只是对中国或中国的事业有没有好处……即使有人说某某事情对党有利，我也可以承认，但党并不代表全中国。”顾的这种立场和观点，今天更值得引发深思。对一个执政党来说，党的利益是否一定并始终能够代表全体国人的利益，确实需要具体分析。

　　六、不参与政治

　　顾维钧先后经历了北洋时期的北京政府，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这一时期，无不派系林立，朋党纷争，政潮迭起，顾维钧能长期保持一席之地，自有其为官之道。顾说：“简言之，我是不参与政治的，并努力置身于政治和权力之外。”顾为自己树立了几个原则：处世随和、没有权力欲、精通外交业务、办事干练公正、善于处理棘手事务等。他总结道，作为职业外交官，“一直努力保持我们的独立地位，我们自己没有分外之想。也正因为外界认为我们超然于政争之外，不依附任何政治派系和任何军事集团，所以他们都愿意延纳我们”。

　　（作者点评：遗憾的是，上述5、6两条，顾在后期，特别是1946年至1956年担任美国大使期间，并没有很好坚持，这是他的局限，但不影响上述理念的价值意义。）

　　七、民众和社会舆论慎入外交

　　顾的这一个观点很容易引发争议。但如果做理性考虑，顾的这一观点，自然有合理成份，特别是现实意义强烈。

　　顾认为，民众运动是对外交的干扰：“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人民外交的口号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织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人民外交总是以百分之百成功为口号，是永远成功不了的”。

　　外交需要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指手画脚。外交谈判必须有所妥协，但被民族主义激情冲昏头脑的民众，不接受任何妥协。最终只能给国家带来更大的伤害。

　　由此联想到当下，中美关系紧张，与欧洲关系也存在问题。如果一味强硬，没有任何妥协，只会使中国与欧美关系更加渐行渐远，实际不利于中国自身发展

　　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适用于一国之外交

　　作为职业外交官，仅仅以不失气节、据理力争，格局有限，也难以维护一国利益，不符合顾的外交理念。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顾在演讲中说：“在外交上不能接受这条成语，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

　　1941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正酣，中国军民奋起抗击日寇侵略的战争亦在胶着。顾维钧被任命为驻英大使。到任后他除了积极争取其对中国抗战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助力战时中国外交首要目标外，更积极推动中英各界的交流，并就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问题推动中英签署新约。但英国不同意此时将九龙划归中国，外交家需要学会妥协，能够完成主要问题也就是成就了。在顾的争取下，中国搁置九龙问题留待以后解决，最终推动了中英签署了新约。为建立中英两国盟友关系作出重要贡献。

　　在顾维钧看来，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作为个人处世立身之箴言，但这一箴言不适用于一国之外交。”

　　九、中国的富强离不开美国的帮助

　　顾维钧曾先后担任驻美、英、法公使、大使等，并先后在国联和联合国担任中方代表，但美国对他的影响最大。顾年少留美，主观上对美国的亲近感比较强，他认为美国与其他列强相比对中国是友好的。他从“二十一条”交涉时就提出联美制日的主张，这种立场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他认为处理对美外交对于中国的全球关系具有重要影响，这是基于顾对当时国际格局的认识。

　　顾认为，中国的富强离不开美国的帮助。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被其言中：哪个时代反美，就是中国最黑暗的时代；哪个时代亲美，就是中国有一线光明的时代。顾氏对美国的基本认识是：美国虽然有问题，但不是帝国主义，也没有领土要求。

　　由此联想到一代伟人邓小平，也有与顾类似认识。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复出后首次访美，陪同邓小平出访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在飞机上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回答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这是邓小平总结的真理性认识之一。

　　当下中美关系，这一理念是否适用，需要分析。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两个国家相向而行，一定是有利于全世界，也一定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

　　十、弱国可以办外交

　　顾维钧的这一理念，实际是建立在公理能够战胜强权这一认知基础上。

　　顾知道弱国的外交比强国的外交困难，更不容易，但是他也感到，弱国的外交并不是完全没有施展空间，就看外交官怎么做。塔列朗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法国外交家。他最主要的外交成果就是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所取得的。当时整个法国战败，欧洲大国在维也纳召开拿破仑失败以后的和会。塔列朗作为法国的使节，周旋于战胜国中间。最后，外交上非常成功。顾维钧把塔列朗作为楷模，认为弱国的外交也可以获得成功。

　　从联络美国外交官共同抵制日本对华侵略的二十一条，到在国联呼吁制裁日本侵略；从巴黎和会上就山东主权据理力争拒签对德和约，到推动中国加入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签下“中国”的名字。顾维钧用娴熟灵活的外交手段，一次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改写着“弱国无外交”的屈辱历史。顾维钧充分利用国际规则，凭借着良好的外交声誉和才华，为中国赢得了重大利益和国际地位。

　　弱国可以有外交，与之相联系的是“弱国无外交”。而这是需要限定条件的。一味地强调因国弱而无外交，其实就是在变相主张和倡导强权逻辑和丛林法则，而蓄意地无视世界已经存在并通行的文明规则。这类价值信奉者一旦有一天“国强”了，在与世界各国相处时，稍不顺心就会动辄秀肌肉、频频亮剑以恐吓、欺凌弱小，并成为危害世界的霸权国家。

　　“弱国无外交”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弱国”对外交目标过于苛求，幻想外交就是夙愿的全部达成。于是，当诉求全部达成时，就自豪地宣称迎来盛世，应领导世界；当诉求不能完全达成时，就摆出一副受迫害的心态，并以富国强兵相号召，制造紧张、恐怖局势。

　　国弱未必外交弱，兵败未必外交败，从某种意义上说，弱国更需要外交，如果处理得当，不一定不能靠外交争取到现有力量对比下能够达到的最大限度对自己有利的协议，或者至少争取到缓冲的时间以便蓄积力量。

　　【作者简介】

陈剑，现代化研究学者，抗战史研修者。

　　参考资料

　　1、《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出版，1985年2月；

　　2、顾维钧：维基百科；

　　3、“金光耀教授谈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顾维钧”，《上海书评》，2023年1月3日：

　　4、商昌宝，“弱国未必无外交：顾维钧论”，《新视角》杂志，2018-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