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康网讯 人在,文化就不会中断。马盛德希望用自己的实践经历号召和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非遗保护工作中来。 提到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那就是马盛德。 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非遗概念正式进入中国。马盛德从国家开展非遗保护工作之初即参与到管理工作中,既是非遗保护概念的普及者,更是非遗保护工作的推动者和引领者。回顾自己的工作,他不禁感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非遗保护的全程参与者,我最大的感受是有一种荣誉感和自豪感,而且从工作中也得到了巨大的快乐。” 摄影/康玉岩 所有的事情都不会白做 从舞蹈演员到艺术学者,再到从事非遗保护的政策制定与管理者,马盛德这些工作经历看似跨度很大,但这些工作始终都是围绕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保护而进行的。这位15岁就参加工作的撒拉族汉子直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就像一根看不到的线,串起了我的人生,融进了我的血液。” 1959年冬,马盛德出生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街子镇团结村,他本名叫胡赛尼,是撒拉族名字,而“马盛德”是他小学老师为他起的学名。马盛德说:“我出生于大西北一个伊斯兰文化氛围的撒拉族家庭里,童年的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艺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使我走上了学习舞蹈的道路。” 1971年11月,本在学校玩耍的马盛德,突然被来自北京的老师看中,被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招收,成为光荣的工农兵学员,来到北京学习舞蹈。 因为成绩优异,马盛德毕业后留校,为民族舞蹈教育家马跃当助教。1977年,18岁的马盛德思乡心切,申请调回到青海老家,分配到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歌舞团,将自己学到的艺术应用于基层的舞台上,这一待就是8年。他沉入民间,有意识地采集藏族传统舞蹈艺术的素材,充分感受了热贡地区多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独特氛围。 马盛德感慨道:“我一直认为所有的事情都不会白做,对工作不要斤斤计较,一切的积累终会获得回报。”正是这8年,为马盛德以后踏上舞蹈研究与非遗保护之路积蓄了十足的能量。 在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歌舞团,马盛德是标准的“斜杠青年”:既是演员,又当舞蹈教练,还担任编舞。1978年,他编创的藏族男子群舞《弓》,获得了青海省文艺调演创作二等奖,在该年的青海省文艺调演中,获得个人表演一等奖。因表现出色,1979年,马盛德被选为青海省舞蹈界的代表,赴京出席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他亲耳聆听了邓小平同志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的祝辞,感到荣幸又自豪。1980年,他作为青海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开幕式上代表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在主席台上发言,并在闭幕式演出中担任舞蹈《扎西德勒》的领舞。 在舞蹈编导上,他不断挑战自己。1983年,由马盛德编舞的大型舞台藏戏《意乐仙女》先后到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南昌、济南等十多个城市巡演,1985年又去香港演出,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得到了“高原之花”的赞誉并获1985年度文化部全国优秀剧目奖。该剧有8场戏,其中7场都是以大场面的舞蹈来支撑,编舞全由马盛德一人完成。由于作品获奖和艺术上的成就,马盛德还被收入由著名戏剧家曲六乙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戏剧通史》。 要永远记得党的恩情 马盛德一边搞创作,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民族文化艺术,此外他还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父亲就是撒拉族的一个普通农民,解放前他给地主家做长工,生活异常艰辛,没有尊严。解放后农民翻身做主人,我家里有了地,我父亲通过努力盖上了房子,置办了家业。”马盛德说,在他小的时候,父亲常对他说是共产党给了他们幸福的生活,吃水不忘挖井人,要永远记得党的恩情。他深情地表示:“是党的政策,让我一个12岁、小学还没有毕业的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农民的孩子能够有机会走出家乡到北京,到中国少数民族的高等学府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舞蹈艺术,这改变了我的人生。” 因为优异的表现,1986年,马盛德也终于如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随着年龄的增长,马盛德面临着所有舞蹈演员都要面对的转型问题时,他选择了文艺理论研究方向。1990年,他调入青海省文学艺术研究所舞蹈研究室,从事舞蹈理论研究。从此他跑遍了青海的六州一地一市,探寻、搜集、整理和研究青海丰富多彩的舞蹈艺术,出任《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青海卷》编辑部副主任,并产出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 引领者 2016年9月马盛德出访南非参加“中非文化多样性保护论坛”,与南非小学生在一起。摄影/李昱明 虽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他意识到专业理论知识的欠缺是他研究道路上的最大困难和障碍。 1995年,35岁的马盛德迎难而上,考入中国艺术理论研究的最高学府——中国艺术研究院,再次来到北京,攻读舞蹈史论专业硕士研究生。马盛德表示:“在这所学府里,我近距离地聆听了国内、国际一流专家学者的教诲。在读书与思考的过程中,我逐渐懂得了做学问的意义和方法。” 毕业后,马盛德留在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将自己多年的舞台实践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继续他的舞蹈研究工作。2001年,他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调至该院科研管理处,先后任副处长、处长,马盛德说:“从一个研究者转换为管理者,科研管理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也正是那一年,文化部开始委托中国艺术研究院来做昆曲申报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相关工作。2002年5月16日,为了纪念昆曲成功申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一周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了《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座谈会》,并正式启动了“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工程”,文化部领导、国内许多知名专家学者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代表处官员参加了会议。此后,中国艺术研究院多次组织开展《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遗产保护及当代艺术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法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高层论坛》等高层次学术活动,在国内营造了非遗保护的社会氛围和舆论影响,为国家层面开展非遗保护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础。“今天我们再看当初的这些工作,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影响力。”马盛德领导的科研管理处正是这些活动的组织者,他从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开端就站在了第一线。 以人为本,让非遗走进现代生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遗有明确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凭借着丰富的生活经历与对民族文化遗产深切的了解,马盛德对非遗保护有着清晰的认识,他说:“我们要认识到从古至今,非遗是一种生活方式。如何让非遗融入到今天的生活,这是我们不懈追求的事,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理念:非遗走进现代生活。” 2004年我国加入《非遗公约》,“非遗走进现代生活”这一理念正是对《非遗公约》精神的中国表达。 2009年,在政府部门精简机构的背景下,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司,马盛德因为在非遗领域开展大量开拓性的工作,积累了非遗保护的众多经验,被任命为副司长,后担任非遗司主持工作的巡视员,全面主持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2012年,马盛德因为在非遗领域的杰出工作被评为“全国文化文物系统创先争优活动优秀共产党员”。 2011年,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从此中国的非遗保护走上了全面的法制化轨道。国家层面对非遗保护力度加大,中央财政设立非遗专项资金,国务院把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设立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建立非遗的调查制度和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制度,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制度;非遗保护的制度建设和机制建设逐步完善,20多个省区市文旅厅都设立非遗处,近30个省区市都设立了非遗保护中心,各地区有保护条例(保护办法),建立了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在法律与制度不断健全下,我国的非遗保护成效显著。2015年,非遗司开展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让边疆地区的传承人走进清华大学、中央美院、北京服装学院、上海大学等专业院校,与专业学者、设计师一起研修研习,研究非遗的产品如何跟当下进行结合,研发符合年轻人、具有时尚性的文化产品,也让传承人群亲身去感受现代城市文明的变化,把传统非遗的魅力介绍给校园里的大学生群体。 这一计划的实施进一步推动非遗更加融入现代社会,提高品质,解决传统工艺类非遗产品的民族性与时尚化、品质化、多样化的问题。马盛德坚定地说:“我们绝不能把非遗看成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能以牺牲人民大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为代价去保护非遗,非遗保护要坚持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即‘以人为本’,这样的理念也符合《非遗公约》的基本精神和原则。” 非遗保护体现了我国的制度优势 2016年5月,马盛德主持文化部非遗司的工作,为“二十四节气”列入联合国非遗名录的申报工作而忙碌。他回忆:“我当时被文化部党组委派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去参会申报,深感责任重大。因此把工作做到最细,第一时间到教科文组织秘书处把想到的一些补充材料及时提交上去,尽可能做到项目材料万无一失。” 马盛德说:“我们申报的项目全称是: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这个副标题是对二十四节气遗产项目的定义,非常关键。二十四节气是先民们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是农耕文明智慧的结晶,这一遗产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伟大创造力!” 2016年11月30日是马盛德在非遗工作中最难忘、最自豪、最快乐的日子。那一天,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一届常会上,中国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被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申报通过以后,文化和相关部门要研究落实已经制定的有关“二十四节气”项目的行动计划和保护规划。在所有申报教科文非遗名录项目都要有一个十年行动计划,要在十年的时间周期完成实施项目的相关保护计划,项目申报国要从国家层面进行监督、推动保护工作。马盛德说:“我们的代表团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国际平台代表国家庄严承诺、宣誓对遗产项目的保护,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代表作名录平台最大的目的——强化缔约国政府层面的责任。” “二十四节气”的申遗成功在当年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大量关于“二十四节气”的科普图书出版、很多幼儿园、小学由此开设了二十四节气知识的科普,很多艺术家也被激发了创作灵感,用舞台、美术、音乐的形式表现“二十四节气”。马盛德说:“人民群众通过二十四节气进一步提高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掀起了热爱传统文化的热潮。” 无论是“二十四节气”等遗产项目的申报工作,还是常态化的基础性工作,谈起多年的非遗保护工作,马盛德总结道:“一是党和政府主导,二是专家学者的学术支持,三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和积极参与,这是非遗保护三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拥有艺术实践、专业身份和学术背景的他,作为非遗政策制定的管理者一直在总结中国非遗保护二十年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大众层面以普及为主,专业层面以提高为主。国家层面,政府主导下所取得的成果恰恰表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 还有一口气,非遗就不能进到博物馆 从非遗管理者的岗位上退休,马盛德开启了他人生的下半场,继续坚守在非遗保护的阵线中。他担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和国家非遗展览展示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不断到全国各地,对非遗管理干部、非遗传承人进行非遗的相关讲座与工作指导;还在中国社科院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开展研究生教学工作。自2017年至今,在一百多场各类非遗保护的讲座中,马盛德继续发挥他对非遗既懂专业又善管理的优势,不断阐述、解读、强调非遗传承与保护理念,让更多的人了解、学习并参与到非遗保护工作中来。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共有十大门类: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在非遗概念进入中国以前,往往政策制定人员、学术研究人员、专业从业人员各司其职,缺乏沟通与了解。 在马盛德看来,非遗是一项政策性、专业性和学术性很强的综合性工作。他总结:“在政策性上,我们的保护要遵循《非遗公约》与《非遗法》的贯彻落实;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非遗保护关系到民族问题,遗产价值的判断涉及社会、宗教、可持续发展、外交等多方面的问题;在专业性上,非遗十大门类都各有自身的特性和不同的表现形式,专业性很强,隔行如隔山;在学术性上,每个门类和项目都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知识体系,学术内涵也都极为丰富。” 因此,无论是之前的舞台实践、学术研究还是后来的政策管理,是马盛德坚持不懈的积累,成就了他在非遗保护工作上独有的优势。在他和同仁们的努力下,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走上了平稳而精准的快车道,让非遗概念深入人心,保护工作深得人心,让那些濒临失传的优秀传统文化重获新生。 马盛德直言:“我有一句口号,‘只要我们的非遗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进到博物馆。’活态性是非遗保护的根本属性。”这不仅是他对非遗保护认识层面的深切感悟,更是在丰富的实践层面的概括和总结,“在非遗保护中尤其要强调这一理念,这是区分非遗与物质遗产保护差异性的重要判断。” 此前,沧源佤族自治县勐角民族乡翁丁村老寨发生严重火灾,翁丁村有《佤族木鼓舞》《司岗里传说》两项国家级非遗名录,受到很大的损失,但令人稍感庆幸的是,失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非遗传承人没有遇到危险。 “人在,文化就不会中断。”马盛德表示,“我希望用我的实践经历号召和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非遗保护工作中来,我愿意和他们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继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