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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陈剑平在实验室。本报记者 杜 芳摄 下图 陈剑平在办公室。本报记者 杜 芳摄 他长期从事植物病毒基础和应用研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英国学习期间，就在国际上首次发现禾谷多黏菌传播植物病毒的直接证据，提示土传小麦花叶病毒缺失突变分子机理及其突变体不由禾谷多黏菌传播的生物学特性。 1995年，他获得英国邓迪大学植物病毒学博士学位后毅然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归国事农。他建立马铃薯Y病毒属等8个植物病毒属特异性通用快速检测技术，为占全球大约35%的植物病毒快速检测和鉴定提供了关键技术。他鉴定植物病毒63种，发现新种13种，为全面认识我国植物病毒种类提供了丰富资料。他阐明5种粮食作物重要病毒病发生规律，建立综合防治技术在国内病区的大面积应用，对病害控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1年，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不仅继续开展植物病毒发生规律和绿色防控技术研究，还在宏观农业战略层面，为破解我国“三农”发展的短板进行探索与实践。 他叫陈剑平。一蓑烟雨，半生农门，只为金黄的大地禾谷飘香。 刻苦钻研 30年难题终被攻克 陈剑平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时，恩师唐觉教授送了他4个字“学以致用”，他秉承此志，誓用毕生所学服务于农业发展，也因此选择到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工作。 当时，我国的植物病毒研究还比较落后，为做一项关于植物病毒研究的重点课题，他委托大学时的外教老师从英国剑桥大学的书店买来一本《应用植物病毒学》专著，白天上班，晚上研读。“当时没有闹钟，我就睡前喝一大杯水，半夜想上厕所时就会醒来，然后起床边学习边翻译，一直到天亮。”陈剑平说。 灯下苦读让陈剑平很快掌握了植物病毒学的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在科研上取得进展，引起英国洛桑试验站植物病毒学教授亚当斯博士的关注。在亚当斯教授的力邀下，陈剑平于1989年获得了去英国当访问学者的机会。 当时的留学时间是一年，但是陈剑平3个月就完成了全部科研任务。他对导师亚当斯教授说：“我想做植物病毒与禾谷多黏菌的关系研究。” 陈剑平想做的研究，从1958年到1989年的30多年间，都没有人能够做成。很多实验室在这项研究上陷入僵局，就连亚当斯教授本人也做了17年。“这个课题太难了，你还是做一些容易成功的研究工作，将来对你更有帮助。”导师说。 但是，陈剑平还是想试试。“看我坚持要做，导师就把他自己所有的研究材料、实验笔记给了我，还给了我6把制备超薄切片用的金刚钻刀，引导我一关一关地闯。但等到取得成果发表论文时，他把我的名字排在最前面，把自己排在最后面。”陈剑平至今心怀感激。 禾谷多黏菌孢子直径只有5微米，要在孢子中找到病毒，就必须把孢子切成厚度只有50纳米的超薄切片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为证实病毒的存在，在近9个月的时间里，陈剑平没日没夜地切片1万多片……长时间看电子显微镜，陈剑平的眼睛都肿了。原来视力正常的他，从那时起戴上了近视眼镜。 终于，这一科学难题被陈剑平突破了，研究成果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初战告捷，陈剑平在专业上突飞猛进。“我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摘到了苹果。比起这项成果，我觉得更大的收获是学习到了亚当斯教授的科学精神。导师治学严谨、精益求精和无私奉献的科学精神感动着我，让我终生受益。”陈剑平说。 赤子情怀： 义无反顾回国务农 成名后的陈剑平，得到了不少国家的邀请，但他还是坚持回国。“一个贫苦出身的人，没有天赋和背景，只是运气好，做了一些小事情，国家就这么器重，一定要回去。”陈剑平说。 那时的祖国并不富裕。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时任院长陈传群教授要跟陈剑平联系，因国际长途话费太贵，都是发传真让陈剑平打回国内。当时农科院工资每月只有100多元，但在陈剑平看来，这比英国的英镑更有价值。 “那一年我在英国，正逢北京申办奥运会失利。那个时候感到，祖国对海外游子是多么重要。”陈剑平说，这一经历也加速了他回国的步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