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濒危村落“打120”的年轻人

　　穿过数不清的乡间小路，遇见千姿百态的村庄，在大城市里长大的青年女教师蒲娇，对中国农村的真切印象是从听村里老人讲故事开始的。

　　那些与村落的青砖绿瓦、寻常巷陌缠绕在一起的人和事，也成了她观察中国的一个长镜头，镜头里一直可以望见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来路。

　　走过的村子越多，蒲娇越发生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村子每一天都在减少。”她要做的是，用最快的速度为传统村落建立档案，赶在它们消失之前存下“家底儿”。

　　蒲娇是天津大学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师从中国文联副主席、天津大学教授冯骥才。

　　近些年来，冯骥才的身份从一名作家转变为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者，他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探访调研，用触目惊心的数字告诉人们传统村落“正在呼叫120”：2000年全国拥有约360万个自然村，到了2010年，由于大量并村和城镇化，这一数字变成了270万。也就是说，10年间90万个自然村已经消失。

　　2014年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委托，天大村落保护中心正式启动“留住乡愁——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一同参与的还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和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这是首次以普查的方式为已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建立档案；一旦发现尚未列入名录而有重要价值的村落，将向有关部门提供线索和信息。

　　在“美丽中国”建设中，那些历史悠久、遗存雄厚、文化典型的中国传统村落，正是蕴含着民族基因与凝聚力的“美丽家园”。村落保护中心的“抢救者们”必须努力记录更多村落的故事，为民族文化的博物馆里存下一个个独一无二的文化DNA。

　　走进乡村读中国

　　每年大约1/4的时间，蒲娇和她的年轻同事都会带着志愿者一起“把书桌搬进田野”。她们到农村蹲点，以文字、图像结合的方式，盘清和抢救传统村落的底档。

　　比清晰全面地记录村落原生态信息更困难的，是她们不得不时刻与时间赛跑。

　　他们的办公室里，整整一面墙上密密麻麻地贴满了几千个传统村落的名字。对这些年轻人而言，每个名字都是一个需要去丈量和记录的文化宝库。“这是上一批入选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加上新入选的已有4000多个，墙上早就贴不下了。”蒲娇说。

　　走过了从南到北许多村落，蒲娇心里愈发清楚，中国地广村多，五里不同村、十里不同俗，山重水复之间一定还有不少有丰富传统文化价值的村落尚未被发现与认知，“像是草木枯荣，它们默默地出生，又悄无声息地消失，没有人记得它存在过”。

　　一些村名后面被标记了红点，那是已经完成立档调查的标志，而这个数量仅有223个，“速度太慢了，我们的人手太有限了。”冯骥才曾多次公开批评一个现象：很多村落虽然已被纳入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可依旧难以阻挡被破坏，有的被过度开发、有的成为地方政府追求GDP的牺牲品，很多已面目全非。

　　为了抢在活生生的民间文化消失之前完成存档，抢救记录的工作只能本着“濒危优先、连片保护”的原则进行。

　　有时候，一个村落濒危的消息，会像120救护车的警笛突然作响，让村落保护中心的抢救者们快速出发。

　　一则新闻里说，一个村子因为拆迁问题引起政府工作人员和村民的对峙。

　　“听说村民有对自己文化保护的自觉，我们觉得特别难得，当即就赶了过去。”村落保护中心青年教师唐娜回忆，到了现场才发现“跟我们想象得不一样”。双方争议的焦点仅在于拆迁赔偿款的多少，而那个村子已经经历数次拆迁和改造，原有建筑已残破不堪，并不符合国家级传统村落的建档标准。

　　不同于文物保护，传统村落档案的抢救者们要面对的是活态的村庄。始终有居民生活其中，村子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变化。在抢救过程中，他们见到中国不同地域文化巨大的差异，也渐渐体会这个国家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仅就村落保护而言，对村落的保护属于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范围，需要多个部门配合，更需要管理者的文化觉悟，“仅凭保护者的一腔热情，根本无济于事”。

　　在保护与发展中求平衡

　　抢救者们心急火燎地赶到村里，常常先被残酷的现实浇上一头冷水。在很多地方，人们世世代代生活在村里，但对于其文化价值一无所知，有的成了村落文化的破坏者。有村民直接把祖屋拆掉，学着别人的样子砌个普普通通的水泥房子；还有的以修缮祠堂的名义，将世代相传已有些斑驳的壁画直接抹去，随意涂抹上七龙珠等图案，让抢救者们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