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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24年2月25日上午10时30分，宗庆后先生因病去逝，享年79岁。十七年前，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钱卫清律师，曾为娃哈哈提供法律服务，协助宗庆后先生和娃哈哈集团成功解决了与法国达能的国际商事纠纷。 代理达娃之争诉讼期间，钱卫清律师与宗庆后先生有过一段紧密的合作，钱律师对作为中国第一代杰出民营企业家的宗庆后先生，非常钦佩。解决达娃之争后，钱卫清律师当时写了两部畅销书——《生死之战——达能娃哈哈国际商战内幕》和《富危机》，对达娃之争前后始末以及民营企业生存、发展、壮大、扩张过程中所涉法律合规问题有详细描述和解读。特节选原著作中部分内容原文发布，以悼念宗庆后先生，宗庆后先生千古！
（钱卫清律师与娃哈哈掌舵人宗庆后结识于达娃之战） 三、心力交瘁的全球法律战争（下篇） 操控主权：如何在国际商事中把握胜券 宗庆后为什么最后能在所有诉讼中获得胜利？这是因为他牢牢掌握了娃哈哈合资公司和其他非合资公司的控制权。现在企业都追求全球化，我国企业也会慢慢走出去，在跟外国公司合作时如何掌握合资企业的控制权就显得异常重要。 相反，达能虽然是占51%股份的控股股东，但只派了三个董事分别兼职几十家合资公司，连企业生产基地、工厂的大门朝什么方向都不知道，更何况控制权了。宗庆后有了控制权，整个娃哈哈的生产、销售、营销、品牌、利润全部掌控在他手里。不过宗庆后也是比较讲诚信的合作者，尽管“达娃之争”纠结了将近三年，但合资公司仍然是正常经营、正常生产、正常盈利，并且与达能共同分享利润，并没亏了达能。由于宗庆后始终掌握着合资公司的控制权，公司没有因为双方的系列诉讼而受牵连，这点是众企业家朋友值得借鉴的。 当企业不可避免地遇到僵局或纷争时又该如何应对？这一点企业家朋友们恐怕在创业伊始并不会刻意地去琢磨。事实证明现代社会，企业间的纷争无所不在，2010年前后我代理了国美控股的三联商社集团内部的纷争，又采取了以小股东名义起诉股东代表，并收到预期成效。公司的内部结构、内部治理结构、股东之间的合作、纷争是常见的，怎么去化解、遇到这种纠纷以后如何解决？这确实需要认真考虑，并制定一套完整的应对方案。 震惊全球的达娃之争在并购价格上曾经一直不能达成协议，但教训则是无论双方争议多大，解决方式莫过于引入第三方或者进行资产评估，根本没必要将纠纷牵扯到政治层面上、国际层面、舆论层面，让一个本身就不太容易理清的案子演变得更加难以控制，让社会所有媒体、所有人都参与这个活动，使得整个事件变得扑朔迷离，老百姓看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说不明白到底谁有理，甚至连宗庆自己都糊涂了，赶忙跑到中央电视台去认错。 企业之间遇到纠纷应该尽快想一个周全的办法化解矛盾而不是制造出更多事端来助长冲突。达能指望通过强势、扩大事件等手段把宗庆后一棍子打死，但是整个战略就是个错。而且我甚至发现达能事到如今也没意识到自身战略的错误，比如在某些细小的法律问题上仍旧喜欢打官司，找仲裁，但实际上这些做法都无助于解决问题，看来达能还是没有抓准纠纷的核心。 冷静、客观地面对纷争，制定可行方案，尽量化解尤其是尽量不要打官司，这一点我作为律师都要劝住你少打官司。我做了30年法律工作，前20年做法官后，从基层法院院长，中级法院、高院，到最后的最高院经济庭，然后改行做律师，到如今11年，经验让我忍不住提醒各位企业家，不要有事没事就闹官司，打官司本身有巨大风险，法官也有利益背景，而且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双方都要不惜任何代价去动用所有的资源，在诉讼、官司的层面上进行博弈，这种博弈耗时、耗力、耗精力，而且很容易拖垮企业。 所以“达娃之争”双方都不冷静。宗庆后最初也想借助媒体的影响打民主牌，他说现在已经不是八国联军时代了，法国佬还这样欺负中国企业，欺负中国人，试图唤醒社会民众对他的同情，但事与愿违，这一招直接扩大了双方矛盾，错失了几次和谈机会。如果最后是宗庆后败诉，那这种作为岂不要悔青肠子了。 当我加入达娃之争后，我曾给宗庆后提过好几次建议，比如引入第三方投资者，寻求共同上市，或者让达能体面地退出，但感情用事的宗庆后坚决不采纳，愣是认准了不道歉就不跟对方谈判的态度，这事一拖就是2年仍旧毫无结果。光达能花的诉讼费、律师费总共加起来有7500万欧元，想想一下如何耗时耗力的官司，如果换做是一家实力平凡的公司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 对于一家企业，怎么面对社会舆论，怎么打媒体战，怎么进行媒体公关等等正是当下企业面临的艰难问题。整个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的利益集团和利益集体已经分化，尤其是媒体，有巨大的利益冲动、驱动力，所以跟媒体打交道一定要小心。宗庆后当时根本没有应对媒体的经验，当然他自然也没那么多时间去琢磨如何应付媒体的唇枪舌剑，就如当年的胡金高一样，都输在媒体环节上。 记得当我对达娃之争明确表态后，中央二套某节目曾请我去策划“达娃之争”的法律问题，我随即发表了一些个人观点，并把达娃之争涵盖的所有问题都分析透了，但最后录播的时候却把我“晾”到一边儿。随后我就看到了宗庆后竟然在另一档节目中进行自我检查、自我批评。所以媒体的力量对于企业来说是双刃剑，使用得好，对于企业品牌的传播、品牌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运用不当的话，媒体很容易搞垮企业。像汶川地震以后，中国的地产大佬王石说错了一句话就惹得媒体沸沸扬扬，影响了王石的社会形象、影响了万科的企业品牌，甚至很多网民提出来要万科退房，差点酿成一个道德事件、法律事件。现在很多大公司对媒体非常小心，他们往往有统一的口径，尤其是高管不能随便在媒体上发表言论，尤其是上市公司。 如果你的企业正准备开拓国际市场，那么如何与外国企业合作必将是一大话题。从法律层面上说，我建议企业家们去并购或其他股权投资方式来与国外企业合作，首先要充分了解当地文化、当地法律制度，要选择国内有经验的律所和境外律所，成立一个专门的服务团队。 现在我们跟很多大客户，包括国有企业或矿山企业到境外去收购矿山等资源，在这个过程中我肯定首先得跟当地律师建立合作联盟，了解当地法律制度、文化、惯例、商业模式，共同为客户走向境外收购提供全方面的法律服务。包括尽职调查，研究当地法律制度，选择交易模式，制定交易合同。每一步都非常谨慎，境外投资并购和企业重组的法律风险控制更显重要。 宗庆后虽在达娃之争中大获全胜，但同时也失去了把企业做得更大更强的机会，如果娃哈哈今后要发展成世界级的跨国公司，挤进世界500强，达娃之争这段历史必定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对巩固它的国际地位极为不利。 达能到中国来投资也犯了战略性错误，虽然请外国律师来对合同设了陷阱，却忘了约束自身，它与娃哈哈合作的同时又参股了蒙牛、汇源、正广和，还收购乐百氏，入资光明乳业，其野心莫非就是让中国的饮料企业全死光，让达能独霸中国饮料行业。但这种野心首先是中国人所不能容忍的，其次达能的发展战略与娃哈哈严重冲突，娃哈哈从达能手中仅仅得到了资金资助却没得到技术支持，更谈不上管理支持，这种种无奈才导致娃哈哈去发展非合资企业。 达能的失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想让自己的企业走出去，跟国外的企业合作，就必须跟进本地企业的发展态势，了解企业的战略发展，双方尽量平衡冲突，尽量以共赢的合作愿望进行合作，而不是像达能那样设置着法律陷阱等着对方去跳。 最后，中国企业怎么走出去？其中包括很多技术问题，我的最大感悟是首先企业家要具备一套完整的法律思维、法律意识和法律方法。然后企业家应该具备本能的法律自我保护意识，法律既是帮助企业发展扩张利器，也是帮助企业分配利益平衡器，也是帮助企业和企业家解决纠纷的好助手，只有将法律植根于全身的各个细胞，才能使企业在发展的每个环节中健康、积极、轻松地度过。 结语 反思与启示：企业家必谙熟风险控制 我不断强调人要具备法律意识，无非就是希望能通过此种途径来达到法律风险的有效控制。企业和企业家随时随地都可能遇到法律问题，但经验告诉我很多人遇到问题后都变得极其晕乎，这大概是法律对非专业人士来说太过抽象的原因。 企业家在面对问题时可能会选择避开法律，按照原有惯例、原有的盈利模式和发展事态来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比如在企业改制或者转折期，如果仍旧按照一开始的计划和惯例去处理新问题，那就容易造成极大矛盾，因为企业在发展过程的每个环节所面临的法律要求都是有所不同的。 我提出的“九大防范体系”的法律概念，旨在引导企业家正确并有效地防范法律风险。作为企业家个人，包括婚姻、情感所引发的法律风险和危机，人身权保护，名誉权保护，财产的继承，政商关系怎么处理等；作为企业来说，投资风险，并购风险，合作风险，控制僵局的风险，诉讼风险等。根据以上法律风险，我构建了相应的九大防范体系，其中包括整个合同管理、知识产权管理、内部管理、治理结构管理、以及怎么应对诉讼。 回顾改行做律师的这十多年来，我为民营企业奔走呐喊的生涯中遇到了太多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实际上是当今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是民营企业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非常无助、无奈的表现，是民营企业多方面利益夹击之下的挣扎。这些挣扎在本书的案子里面完全呈现出来。中国转型30年来民营企业到了重要的转折时刻，在国进民退，国外资本大举进入中国、跨国公司在中国肆意横行之下，在公权力和国有企业的强大支持之下，在公权力又在与极少数黑恶势力，也即披着民营企业黑恶势力的相互勾结之下，积累起来的、近年来发展得相当好的民营企业往往在某个纷争下败下阵来。 这里面有社会变迁的印证，反映司法生态、民营企业挣扎状态、在国际资本进入以后面临生死抉择状态。这些案例充分展现出目前中国深层次的矛盾，深层次的利益博弈，以及深层次的司法生态。 从这些案例中不难分析出，这么多民营企业家为什么令此之前的所有努力都毁之一旦，为什么总是带有悲剧色彩？这些案例全面展示了老百姓平时看不到、在官方媒体上也看不到的一群特殊身份的人，并深入触及到企业家的灵魂、悲欢、挣扎，在利益纷争过程中，被滥用的公权力、黑恶势力、过时甚至是荒谬的法律规定，把他们逼到死角，最后非常绝望地退出市场竞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十几、二十几年努力的成果毁之一旦。这些案例试图从多方面反映企业生态、司法生态、政治生态、地方生态和经济生态。 （全文完结）
（《生之战》《富危机》，作者：钱卫清 ）
钱卫清简介： 钱卫清，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从事法律职业四十余年（期间参军三年，参加过中越战争）。先后历经四级法院，从事法官工作，曾任基层法院副院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庭、经济庭副庭长，最高人民法院高级法官。1999年从事律师职业，任德恒律师事务所全球合伙人、诉讼部主任、企业改制部主任，2005年加盟大成至今。 钱卫清律师立足商事领域，深入中国法治前沿法律问题的研究与适用。钱卫清律师带领团队在商事领域专注于重大商事争议解决，国企改制、破产重整、不良资产处置和公司综合治理，其曾主持中国五矿、中国电信、武汉钢铁集团企业改制，并担任北京产权交易所改制顾问、中央企业主辅分离改制专家组成员；钱卫清律师带领团队在前沿领域不断创新，服务国家数字经济战略，致力于数据合规治理与产业数字化转型法律服务；更在文化、文博领域创立“有据三确”信用体系，并实践文化产业资本化运作、博物馆混合所有制运营创新和艺术品金融法律风险防范，带领团队做到文物犯罪刑事辩护第一品牌；2021年，钱卫清文博专业团队“博物馆及其他文化事业单位征集藏品有据确权”法律服务项目入选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公共法律服务项目（产品）目录》。 近年，钱卫清律师带领团队在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领域不断探索，创立数字治理的数据“新三确”服务体系，联合多家服务机构建立数字服务商战略联盟。 2018年始，钱卫清带领团队参与完成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民间藏品备案项目的服务，并为多家交易所和文化企业提供藏品备案与确权法律服务；2021-2022年，钱卫清团队参与完成中关村区块链产业联盟（ABI）数字藏品治理报告、产业图谱的编撰，参与完成的团体标准项目《数字藏品项目备案标准》立项获批；2022年，钱卫清律师及其团队成为“星火·链网”文化产业骨干节点“数文链”联合发起人；2023年，钱卫清团队联合多家服务机构，正式成立数据综合服务商战略联盟，服务数字经济。同时，钱卫清团队在数据合规治理与数字化转型方面与北京文化产权交易中心、海南国际文化艺术品交易中心、浙江文化产权交易中心和各地自贸区开展合作研讨并提供专业法律支持。 钱卫清律师先后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社科院法学所兼职教授，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制研究所、跨国商事法律研究所并任所长，现任中国城镇化促进会数字经济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钱卫清律师出版著作二十多部， 15部被最高人民法院图书馆收藏，其中《国企改制法律方法》、《公司诉讼》、《法官决策论》、《法律养生》均具有创造性的学术价值和前瞻性业务指导价值。其首创的法律养生学是在企业全面法律风险管理、无形生命养护中融入养生学、法学、佛学等传统文化的创新之作，极具影响力。 钱卫清律师代理娃哈哈与法国达能等数十起重大商事争议案件，获得无数荣誉：在2005年1月被授予“北京市优秀律师”称号。2007年被提名为中国“2006年度十大法制新闻人物”。2008年被评选为“最具社会责任感律师”、“最具影响力品牌律师”。2010年被评为中国百强大律师及法治领军人物。2022年荣获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建所30周年“突出贡献奖”。2022年荣获《小康》杂志“2022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杰出贡献人物”。 延伸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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