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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水平与GDP联系过密 在本次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排行榜上，东部省份城市，即上海、北京、杭州、广州和海口的满意度总体高于中、西部省份城市。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共服务满意度呈明显正相关关系。 迟福林认为，这样的现象，一方面说明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联系密切，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在改善民生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方面拥有了更多可以投入的资源；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一个问题，即由于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还不完善，加之中央和地方的分工职责体系尚未建立，所以在保证基本公共服务的底线公平方面仍有所欠缺。 “基本公共服务不能仅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挂钩，”迟福林说，“对于难以保证基本服务水平的地区，中央财政必须给予财力保障，而目前我国在这方面还有待改进。” 此外，各城市城区与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对比显示，城区居民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城乡户籍制度导致的公共服务水平差异无疑是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 与此相关的一个突出事例为农民工就业服务。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服务需求已呈现出明显的增加趋势。然而由于没有城市户籍，农民工在制度上并未被纳入城市的就业服务体系，农民工对就业服务的不满因此就在所难免。 迟福林认为，当不愿意也不可能回到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后，他们对享受城市就业服务的诉求就会更加强烈。因此，未来三五年内，在进一步放开户籍制度，从而使农民工享受到平等的就业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必须有实质性突破。 “实现均等化要花15～20亿”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欠缺是我国公共服务领域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本次调查显露的公共服务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表明，未来我国在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的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强。 在迟福林看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涉及三方面内容，即城乡均等化、区域均等化和对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民工的关注，其中城乡均等化最为关键。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首先应该有全国性的规划，这个规划应立足于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我们现在只是提出一些大目标，缺少实现这些目标的总体规划。其次，应形成合理的中央－地方分工体系，明确中央和地方各自的财权和事权。此外，还要解决投入问题。就解决城乡均等化问题而言，我认为至少需要15至20亿元。”迟福林说。 本次调查所获得的另一项启示来自公众对与文化、休闲、娱乐相关公共服务的良好评价，这一结果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适当引入市场、社会机制将有利于服务水平的提高。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公共物品短缺的时代，仅靠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很难满足迅速增长的需求，因此，应该充分发挥市场、社会在服务供给方面的作用。”迟福林说。 事实上，近年来的许多重大社会事件，如汶川地震发生后，企业和社会组织都表现出参与公共服务的热情。与此不相适应的是参与渠道的缺乏和体制上的障碍。迟福林认为，政府应进一步解放思想，鼓励、支持建立公益性社会组织，并加快相关的机制建设和政策安排。“政府应确保公共服务的底线，市场和社会组织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服务选择，而我们现在缺少这样的选择。” （感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提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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