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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岸后的渔民村人渔农并举，生活本可以自足，但接二连三的“反右”、人民公社化、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等，让渔民村人始终在温饱线上挣扎。 与此同时，一河之隔的香港正经历高速腾飞。一条深圳河，成为贫穷与富裕的巨大沟壑。食不果腹的人们选择“用脚投票”，当地曾先后四次发生逃港潮。 港商刘起棠本是广东佛山人，是当年逃港潮中的一员。他自述家里成分不好、日子难过，便逃去香港在庙街卖服装。 然而，小平的到来让渔民村名声大噪，吸引了港商前来投资。小平来后的第二年，刘起棠来到渔民村，合资建立服装厂。 “深圳劳动力便宜，租金便宜，市场庞大”，刘起棠说，“广东人用脚投票，我们感觉香港好，就走到香港去;改革开放了，这里容易挣钱了，脚就走回来了。”  渔民们当年的斗笠和渔网。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城中村”变成城市住宅 邓锦辉的小洋楼住了10年，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他第三次搬家了。 随着深圳的快速发展，大量外地人涌入，引爆了租房市场。像渔民村一样的村子纷纷把房子加高、拓宽、打隔断，租给外地人。邓锦辉家甚至在楼前花园上也盖起了楼房，房子从2层加盖到6层，最多的时候有30多套房子同时出租。 “那时候外地人太多了，一个房间都炒到2000块钱。”邓锦辉说，除了内地来的打工仔，还有很多香港人也来渔民村租房，“香港的房子太贵，渔民村相对便宜多了。” 等家家户户都加盖到五六层的时候，原本的地基承受不住了，违建楼宇开始倾斜，成了“握手楼”甚至“亲嘴楼”、“拥抱楼”，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邓志标说，当时每户屋外还有化粪池，“那个空气，整个渔民村都臭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