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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写意笔墨传统的传承与发扬，必须与面向现实和反映生活为前提。在“二为”方向指导下，艺术家纷纷走出画室到生活中搜集素材，吸收营养。50年代中期，李可染、傅抱石、石鲁、赵望云、关山月等艺术名家外出写生，在全国美术界掀起写生热潮，创造了许多反映祖国山河面貌的新作品，促进了中国画的前进步伐。 也是在50年代，潘天寿主持的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兴起的“新浙派”国画和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蒋兆和、叶浅予坚持的融合中西的学术主张与教学实践，从不同侧面推动了中国画人物画的发展。美术界总结20世纪前50年中国画走过的道路，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包括文人画在内的传统中国画，只要遵循面向现实的方向，走以古开今的道路，仍然有强劲的生命力；与此同时，在传统笔墨基础上适当采用西画某些造型观念和技巧，以西补中，也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革新途径。近几十年来，多元的中国画理论和创作方法，互相促进，展现出百花齐放、绚丽多姿的大好局面。 从西方引进的油画在我国也得到了很大发展，美术院校逐渐建立和完善了油画教学体系，培养了大批油画人才。50年代中期，杰出油画家、《开国大典》和《春到西藏》的作者董希文，提出油画民族化的主张，建议艺术家探索中国油画的民族特色。这一主张不仅引起中国油画家的思考，而且也向人们提出一个颇有意义的话题，那就是我们如何使外国引进的艺术品种适应中国土壤，在这里生长、开花、结果。中国当代油画在坚持油画艺术注重造型结构和色彩的基础上，探索融入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性，具象写实、表现、抽象、意象、寓意象征等多种风格各显风采，新人新作不断涌现。近几年来，中国当代油画展先后在俄罗斯、法国和意大利展出，使西方画界刮目相看，倍加赞赏。 50年代至60年代，充分反映新中国雕塑艺术成就的，是由刘开渠等数十位艺术家协力创造的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系列浮雕，这件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巨作，集纪念性与装饰性于一体，具有史诗的特征。一些杰出艺术家创造的反映革命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架上雕塑，也有出色的表现。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近40年来，城市雕塑和雕塑公园在我国兴起，老中青雕塑家充分发挥才智，创造了题材内容和形式风格丰富多样的作品，形成全国城市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版画和雕塑也取得丰硕成果。50年代至80年代，四川黑白版画、黑龙江北大荒油印套色版画和江苏水印木刻大放光芒；浙江、陕西、山东、广东、安徽、上海、北京等地版画艺术也十分活跃，各具特色。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石版、铜版、丝网版、石膏版及其他综合版得到很大发展，广泛的对外交流特别是版画国际双年展的举办，也活跃了我国版画界的创作与学术气氛。 美术史和美术理论研究成果斐然，以王朝闻先生为主编、由数十位专家参与撰写的12卷本《中国美术史》在本世纪初问世，这是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新成果的重要标志。外国美术史和理论著作的介绍和研究，也取得可喜成绩。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美术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美术的冲击，美术界开展的关于中国艺术如何走向现代的学术讨论，使大家认识到，西方艺术的现代创新之路值得我们研究，其中某些观念和技巧可以适当借鉴，但它反传统的激进思想和一些违背艺术规律的实践，不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范本，中国现代艺术应该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从现实社会人们审美需求出发，参照国际视野，探求自己的前行之路。 “走自己的路”是经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挑战后，中国艺术家发出的最响亮口号，意味着创造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和民族气派美术是他们的理想。近30年来，继现代主义之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后”等当代艺术思潮纷至沓来，反对传统美术表现形式的观念艺术对中国艺术又形成一次新的冲击波。中国艺术家以平和、镇定的心态对待之，关注和吸收其利用新信息媒介丰富艺术创造手段的一些新成果，为我所用。但同时艺术家们也认识到，美术作品中观念固然重要，但观念不宜直接地表达，需要通过反映艺术家心灵的“手艺”加以表现，因此他们坚信兼重理性和感情的传统艺术表现形式更具有永恒价值。属于视觉艺术的美术创造，乃依靠形式承载思想感情，刺激人们的视觉和感动人们的心灵，只有创作者运用心、眼、手合作的创造，作品才能有动人肺腑的艺术感染力。 新中国美术之所以能在世界艺坛独树一帜，正是由于艺术家有对艺术发展历史的深刻认识，有以雄厚中国传统文化为傍依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文艺工作发表重要论述，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美术界反响强烈，感到十分亲切。我国几千年的优秀美术传统，是培育有中华民族和时代特色美术的沃土，只要我们扎根于民族传统，面向澎湃的现实生活，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国新时代的美术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