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毫无疑问，在战役进行到生死关头，双方都杀红了眼时，的确有苏联军人被同僚处决。时任苏军城防部队最高统帅瓦西里·崔可夫中将，便向“爱国战争历史委员会”承认，他亲自解决了几个“懦夫”——“9月14日，我开枪打死了一支部队里的指挥官和人民委员，之后又毙了另外两个旅的指挥官和人民委员。其他人见状，全都吓傻了……” 不过，按照赫尔贝克的说法，“阵前处决”的范围被高估了，这与纳粹德国进行的反苏宣传有关。仅就目前的资料而言，确定因“怯战”而被处决的苏联军人约为300名。 《斯大林格勒协议》揭示的情况是，苏军士兵甘于牺牲，“比德国人更可怕”的督战措施仅仅是次要原因，无处不在的政治工作对确保部队士气发挥了关键作用。配置到每个连队的政治委员，夜以继日地向士兵们喊话，要求共产党员身先士卒。 于是，尽管伤亡惨重，1942年8至10月间，苏军前线部队中正式党员的数量，还是由2.85万人猛增至5.35万人。政委们还利用战斗间隙，到处分发描绘“当日英雄”事迹的传单，上面有受表彰者的大幅照片。有时，他们还会把获奖者的肖像寄给他们身处后方的亲朋好友。 “必须承认，就整体而言，当时的苏联红军是一支高度政治化的队伍。”赫尔贝克写道。 除了在战斗时士兵鼓劲，苏军政工人员的另一项常用技巧是一对一谈话。“到了晚上，战士们更愿意敞开心扉，政委就可以抓住机会走进他们的灵魂深处。”苏军第64集团军步兵第38师政治委员伊泽尔·雅岑伯格回忆说。他总是带着“鼓动皮箱”在战壕间穿梭，箱子里除了宣传用的小册子和书籍，还有跳棋、多米诺骨牌等娱乐用品，目的是“让战士们不再受到恐惧驱动，而是要让他们懂得，要凭借自己的政治觉悟战胜痛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