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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米”的出现，实现了试验指挥部制定的目标，大家盼望着原子弹投掷的命令尽快下达。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实弹投掷前的一次训练中，正遇上恶劣天气，气流把飞机冲得上下左右摇摆，靶标在瞄准镜中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隐忽现。于福海的眼睛被瞄准镜不知撞了多少次，还是很难把靶标牢牢套在瞄准镜的十字标线上。结果，两颗弹全部投偏：一颗落在离靶心2000多米的地方，另一颗差点炸到靶标外铁道兵修建的一座效应桥梁上。 空投试验成绩的回落，使原子弹空投的时间只能后移，甚至有人主张把试验机组撤下来，把预备机组顶上去。大家的思想压力很大。 团党委经过研究，坚定地表示不撤换正式机组，排除内外部的压力，把军心稳定下来。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袁学凯、副政委刘镇亲自来机组安慰大家，帮助查找原因。后来，直接负责指挥空爆试验的张爱萍副总参谋长也来到机组，传达周恩来和军委首长对机组的指示和问候。张爱萍对机组成员说：“精神一定不要紧张。能投到100米以内最好，投到200米以内也行，就是投到靶标外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在效应方面取得的数据少一点罢了。投到哪里算哪里，重要的是我们从中获得经验，为今后的核试验打下基础。”张爱萍副总长的讲话，为机组成员卸下了思想包袱。李源一当时感慨地说：“张副总长‘投到哪里算哪里’的话，有辩证法，是用兵之道!” 放下思想包袱的机组成员，全力以赴地寻找偏差原因。后来发现，投弹偏差除气象原因外，主要问题出在苏制杜—16型轰炸机的自动驾驶仪上。轰炸机进入航路后，飞行员打开自动驾驶仪，把飞机交给第一领航员，这时飞上一两分钟，飞机就出现3度左右的偏航。这一偏差，一般投弹还可以应付，投原子弹的精确度就不能适应了。那时我们只有杜—16轰炸机，没有别的轰炸机可以替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