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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不潘金莲》被译成《我不是一个护士》，文化当然有差异，但精神层面和基本情感仍是相通的”  刘震云的小说俄译本已有4本，从左到右分别是：《我不是潘金莲》《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手机》。 吴焰 摄 文学作品译成外国语种向异国传播，跨文化交流的障碍不可避免。 就像那本《我不是潘金莲》，译成各国文字后，书名也根据不同的文化有所改变。比如，英语版名为《我没有杀死我丈夫》，法语版是《我不是一个荡妇》，瑞典语版是《审判》，德语版和荷兰语版是《中国式离婚》，阿拉伯语版最有意思——《我不是一个护士》——当地曾有一名统治者上台后，取缔红灯区，大量妓女改行成为护士。 “不同民族的文化当然有差异，但精神层面和基本情感仍是相通的。”刘震云曾在很多国家朗诵过自己的作品，他发现，人们的反应大体一样，该感动的时候会感动，该笑的时候会笑，该沉思时也一样沉思。 他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去年到巴黎参加《温故1942》的签售活动时，见到的一位85岁读者。《温故1942》讲述的是1942年河南大旱，三百多万人饿死，当时抗日战争正在爆发。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人给灾民发粮食，要求灾民帮着消灭中国士兵。这粮食该不该吃? 在巴黎的朗诵会上，那位年迈的法国老人站起来，说自己特别喜欢《温故1942》，法国作家萨特也提出过类似命题。萨特的《占领下的巴黎》，有这样一个细节：一位法国女士上了公交车，有德国士兵站起来，主动把座位让给她，这位女士面临的问题比德军占领巴黎更严峻：是坐，还是不坐?这可是敌人让的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