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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如何看待“一带一路”？
戴尚贤：“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提出，意义重大。这一倡议是关于贸易、基础设施和建立开放的全球关系，显然，这将扩大瑞士在这些国家的经营活动。长期以来，瑞士已经在亚洲开启了很多经营活动，其发展合作首先始于亚洲的尼泊尔，尤其在中亚国家中，通过体制机制，通过和国际组织和合作伙伴的联系，我们扩展了经营范围。我们的企业，在基础设施、能源、通讯和交通方面技术一流，此外，如果考虑到我们是世界金融领域的巨头之一，在融资和金融行业实力很强，那么将瑞士企业引进“一带一路”倡议，就能全面加强经济基础设施。我想，这并非是因为瑞士企业希望参与该倡议，更是因为这种参与对企业意义重大。我们希望能高效地利用能源参与治理，这是我们一直关注的。对于中国和外国企业而言，我们都需要了解自己的宗旨和经营的必要性，究竟哪些领域应该有竞争或合作。我曾和中国的企业家交流，我感觉到他们都愿意加强与瑞士合作，瑞士企业也希望能搭上中国的便车，因此我们愿意参与亚投行，亚投行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补充。 《小康》：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很重要，双方文化活动很多，是否能简要介绍一下？ 戴尚贤：加强双边关系的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利用双方的相关体制，另一种则是文化交流。当然，我们认为国家应该通过决策者、政治家、企业家和企业、条约和协议等加强合作。但除此之外，我们通过人民联系，这些联系拉近了两国的关系，而不是因为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为了加强双方相互了解，我们应当对彼此的文化感兴趣，并相互了解。这种联系对双边关系和国际关系带来的益处是长期的，而非一时的。这是双边关系的一部分，此外，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物力来加强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因为2015年是双方建交65周年，希望有更高层次的瑞士演唱团、演唱会、展览。此外，还有知名的摄影师举办的展览，歌手在驻华使馆使用来自全球各地乐器举办的演唱会，这样的演唱会已经举办过四次。另外，也有一些精英、学者举办的摄影展。除此之外，还有书展、走秀、设计展，我们还举办过科技和教育领域的展览，我们希望传递的是创新、自由思考、服务他人的文化，创新和表达是植根于瑞士的教育中的。我们邀请了专家、学者等来举办这些活动，当然也有来自中国的瑞士校友。我们希望发展人文交流，培养个人对瑞士文化、国家的情感认同。因此我们每周至少举办两次文化活动，可能在北京的驻华使馆举办，也可能在其它城市。 《小康》：瑞士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您是否能为我们讲讲其中的缘由？ 戴尚贤：根据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衡量的不仅是物质财富，更是幸福值，包括个人对环境的看法，是否生活在腐败中，是否感觉安全，是否对子女的教育有信心，是否认为未来会更好，是否对医疗满意。这是主观的看法，并非是客观的。当然，也可以衡量医生的人数，以及其它数据，就会得出一些参考值。恕我直言，瑞士人并不会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这是主观的看法。每天，他们也有抱怨。但如果比较来看，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就会有所衡量。事实上，瑞士生活质量和水平较高，比较稳定，个人责任感较高，这有利于得出瑞士人对环境很满意的结论。这可能与其他方面的证据吻合。瑞士曾有过很多外国人，我们外国人的比例在欧洲同等规模的国家中排名靠前。可能有些城市外国人的比例也很高，但这些城市很小，难以计量。我们人口中四分之一是外国人，他们来到瑞士并融入到社会中，他们能融合进来，是因为瑞士人对待自己和他人的尊重、宽容、这些使得外国人参与到决策中。这虽然导致决策过程放缓，但也减少了决策带来的不满。 《小康》：为何瑞士生活成本最高，但是幸福感也最高？ 戴尚贤：瑞士是比较富有的国家，其经济绝对值在国际排名第20位，这对830万人口来说并非易事。35年前，我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中国，可想而知，瑞士经济实力很强。我们过去一直是世界上经济排名靠前的国家。但如果以购买力评价估算，我们水平中等，排名第34。换句话说，我们赚得多，花得多。这对幸福感形成了怎样的影响呢？如果成本很高，但手里的钱充足，就会幸福，但如果成本很低，但却没钱花，也无济于事。生活成本再高，我们付得起，就会幸福，付不起，就会觉得不幸福。我们关注个人，关注个人和社区能为大众谋取怎样的福利。这就需要平衡机制。如果有人穷困，我们就帮助他；我们各州仍有一些权力，如税收。它们各自决定税率，各自征税。这种体制是收入再分配，富人为穷人买单。换言之，如果社区或个人有需要，我们会伸出援手。但我们不允许社区或个人坐等帮助，我们要求大家去劳动去创造，这提高了大家的自信。人们不是世世代代失业，像欧洲一些国家那样。大家通常有工作，努力工作。 |
